[荐] 消失的学校 附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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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曼突然蹲下来哭了，她的母亲骆军珍一个劲儿向记者道歉，“她性格不好，心里有事也不愿意说。”

“这孩子以前很听话，成绩也好。这几年一会从老家转学到北京，一会儿又转回去，来回折腾了几趟，成绩掉下来了，性格也变了，不听话得很。”43岁的汪贻团是一家之主，8月18号一大早，他就跑到附近的火车站售票点排队，“学校拆了，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了，干脆打张票，让他们回去读。”

12 岁的汪曼和弟弟汪轼在租住房旁边的海淀新希望实验学校上学，自6月中旬起，包括这所学校在内，分布于北京大兴、朝阳、海淀的24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学生一万四千余人。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为违法建筑，存有安全隐患，是主管部门告知这些学校将被关停的主要原因。

学校没了

“我们学校在这儿办了8年了，上面要我们咋做我们就咋做，从来不敢走样，”朝阳区东坝实验学校执行校长杨勤摊开一摞文件：

2010年2月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和当年5月的加固修缮鉴定；2010年12月朝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简称社办所）下发的“关于开展自办学校五年来发展变化照片、文章征集活动的通知”；时间最近的是今年5月31日由东坝乡文化教育卫生科下发的安全大检查告知书……

他说自己这些天没法睡，“夜里睡不着，我就跟老伴儿唠，咱们这学校这么多年都办得好好的，我和郭校长还被评上过乡里的优秀党员，每人发了800块奖金，说我们办学有贡献，跟着乡政府领导上各处的名胜古迹，吃啊喝啊住啊，啥都不用管，就跟一家人似的，咋现在就‘非法’了呢！从红的变成黑的呢！”

从报纸上看到新希望实验学校一天时间就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消息，距离东坝实验学校不远的育英学校早早应上级要求遣散学生，关门大吉，只求保住校舍等固定资产。

副校长何家鹏是这所学校的投资人，他自1997年开始办学，前两所学校都曾遭遇政策性拆迁。

“这是去年刚投了将近200万建的，”老何指着校园里两栋新建成的教学楼，楼外还有邓亚萍捐赠的单双杠、篮球架。他说如果和政府因为办学的事情闹翻了，学校很有可能作为违章建筑而被拆除，“那我所有投入全都打水漂了。”他不敢抗命，率先关停了学校。

北京南城大兴区被点名要求关停的学校也是仓皇一片。

大兴区西红门镇田园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校长张明瑞和妻子两个人守着占地6亩半的三十多间教室。

田园学校这个名字并不是张明瑞自己取的，不过倒是挺贴合的——校门对面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学校也是2001年跟随着菜农迁过来的。

2005年3月15日，张明瑞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在这个“打假”的日子里，区教委主任和镇主任来他的学校检查之后，也得出了不安全的结论，但也还和善，只是要求他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譬如厂房。

厂房办学并不合适，张明瑞觉得非得自己租地盖房不可，于是到老家借钱、贷款，花了七八十万。

2009年，汶川地震后区教委开会，要求学校加固到能抗8级地震。刚把上一批欠款贷款还上的张明瑞，2010年又花了130万来建符合新要求的校舍，其中高息借贷80万。

学校眼瞅着越来越像个模样了，可他的日子并没有安生。6月16号上午9点，张明瑞和大兴区其他3所将被取缔学校的校长和代表被镇上召集起来开会，要求签署一份保证书：10日之内关闭学校，否则拆房。

“我害怕拆房子。”张明瑞签了保证书，“什么狗屁事！”

这个在老家也是民办教师的校长不知道如果不教书自己还能干什么，“你们也别采访了，公立学校要是能接收这些孩子，我们也就自生自灭了。”

杨勤的闺女看了新闻，担心65岁老父亲的安全，“赶紧回家吧，别叫推土机推倒了墙，给你们压里面。”

杨勤很笃定地宽慰闺女，“那不能够，我相信党相信政府！”这些天，他没少见记者，每拨记者走的时候，他都会特别诚恳地送别、道谢。

学校生死悬于一线，他深知媒体介入的重要，但还没忘记内外有别。

路透社记者问他，“你对政府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怎么看？”他说，“这是好事，我支持！”

对方追问，既然支持，你们为什么不服从规定，而是提前开学？

“我说，咱这是为政府分忧，因为学生一时也分流不完，不能耽误孩子学习。”

对方继而要求他帮助联系学生家长，说没别的意思，就想了解打工子弟的生活情况。“我没答应，我还跟他们那个翻译说了，咱们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有些东西可能是落后的、黑暗的，但是不能让外国人知道。”

《人民日报》记者提出了相同的采访要求，杨勤一点磕巴没打，赶紧给联系，并且陪着他采访，“《人民日报》怎么拍怎么录都行，这是咱们内部的。我是个老共产党员，绝对不能卖国。”

只是坚强的党性原则似乎也不足以鼓舞他的必胜信心，送我们出门的时候，他望着隔着马路蹲守的联合执法人员，自顾自地念叨，“就怕周末学生放假，他们上来就把校门给推了……”

拆了好

汪贻团18号早上没买到票，“我排第一个，还是没打到票。”

在北京东郊，东坝乡火车票代售点这两天也排出了长队，买火车票把孩子送回老家的一拨接着一拨。

汪贻团没买到票，心里正发愁，“奇迹”出现了，“孩子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不用办‘五证’了，只要有身份证跟小孩的学籍证明，就可以继续在北京安置校上学。”

所谓“五证”是指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北京市教委此前公布了“三先三后”的工作原则（先拆迁民居，后拆迁学校；先有安置分流方案，后实施拆迁；先分流学生，后拆校舍），并承诺不让任何一名随迁子女因学校拆迁而失学。

但一些本地公立学校要求学生家长出示“五证”才能接收孩子报名，绝大多数学生被拦在门外。

35岁的河南人郭华来北京十多年，一直靠卖水果为生，他办不下固定摊位，开辆货车拉着瓜果打游击做买卖，“前些日子在城里卖瓜，让城管把车抄走了，找老乡花了三千多块钱才把车‘捞’出来。”

他不敢再进城，就在租住的城中村内卖西瓜，“让我开工作证明，咋开啊？”

媒体介入之后，有关方面松了口，办不齐“五证”的学生可以进入教委备案的“分流安置学校”。这些学校有些是取得了办学资格的打工子弟学校，有的是利用腾退公立学校校舍，招募民办教师办学。

汪贻团给两个孩子都领到了“北京石油附小北校区”的报名通知书，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新希望这学校是真不行，让孩子在这儿上也是凑合，没办法，公立学校不收我们农村孩子。”初中没毕业的他对孩子的学习很上心，时常检查孩子们的作业本，“有的题我一看明明写错了，老师还给打对勾，”让孩子改，孩子吓得直哭，死活不敢改，“她讲，这是老师打了对勾的，改了老师要打我……”

骆军珍说女儿汪曼这学期有进步，语文考了九十多分，数学考了八十多，汪贻团手一摆，“那是他们老师乱打的，算不得数。”他们老乡中有个孩子在这边念书，成绩中上等，“回老家一考才知道，成绩差得很，门门不及格，写个好分数纯粹是糊弄家长。”

他们一家四口租住在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子里，房子不隔音，隔壁几家邻居闻声都挤了进来。一个家长很气愤地说，“这种私人办的学校说白了就是想挣钱的，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买包烟在教室门口抽，老师看了都不管。催孩子交学费倒是抓得紧，孩子交迟了都在家哭着不敢去上学。”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吕绍青曾对北京一百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做过普查，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基本情况》一文中他写道，一些学校“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学校往往缺乏一些基本的教学器材，诸如三角板、圆规等等。……65%的教师是以前没有任何从教经历的，其中有10人是刚从职业高中、高中或中专毕业的学生，年龄最小的18岁。”

东坝实验学校执行校长杨勤和老伴儿周玉珍都是退休教师，10年前从黑龙江绥化市来到北京，“俺俩一辈子没离开学生，天天闲待在闺女家也闷得慌。”他俩走遍京郊，想找个合适的民办学校打打工。

“找工作那阵儿，啥样学校都见过了”，在京北昌平，他们见到一家夫妻店学校，“就一间小窝棚，开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课，那夫妻俩轮流教”，杨勤问他们为啥不开六年级的班，“他俩说他们教不了……”

杨勤摇头感叹，类似没资质、“误人子弟”的学校太多了。东坝实验学校的投资人有3个，杨勤遇到他们时，学校还在莘庄，“他们一看我的教师证，一把抓过去，问我，‘你当校长行不行？’”

“如果这些孩子们都能上北京的正规公立学校，我特别高兴，”杨勤说自己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打工的，“咱跟投资人看重的不一样，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我就看重孩子，我们这学校在打工子弟学校里无论硬件、师资都算得上一流的，但平心而论，甭说跟北京的学校比，就是跟我们绥化比，也差着一大截子，最多打个75分吧！”

他上北京市教委组织的小学校长高级研修班时，去北京育才学校和三里屯小学参观过，“受老大刺激了，那里的孩子太幸福了，那么好的办学条件，如果不好好学习，对不起国家的投资，真的。”

在育才学校的礼堂，他听了一堂北京市高级语文老师的公开课，“就是讲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声光电全用上了，那个课上得好啊！课上完了，整个礼堂鸦雀无声……我的眼泪都出来了。”直到现在，他还保留着那堂课的教学资料，在他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旁边，是东坝实验学校的电脑教学室，“36台电脑，只有几台能够打开……具体啥原因，咱也不清楚。”他老伴周玉珍接手这所学校的数学教学时吃了一惊，“学生基础太差了，有些四五年级的孩子乘法口诀都不会。”

生意

让杨勤气愤担忧的是，自己的学生们并没有多少能够从此次关停中受益，到公立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大多数学生将被分流到临时搭台组建的安置校。

朝阳区7所被关停学校联名给北京市政府写了封申诉书，最后一段记录如下：

“我们强烈要求把东坝乡、将台乡所关闭的七所学校学生全部分流到公办学校就读，让进城务工子女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想这也是市、区领导的初衷，我们也完成了办学使命。如果让孩子进入安民学校、博雅学校就读根本改变不了什么，而是治标不治本。”

朝阳区教委副主任刘丽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朝阳区今年关停的学校涉及4574名学生，截至8月16日，已有467名学生办妥了相关借读证明，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对于那些未能办好五证的学生，朝阳区已整合了一批闲置的公办学校校舍，准备了4300多个学位，保证涉及的每一个孩子都有学上。

安民学校、博雅学校正是刘丽彬副主任所说的“整合学校”，但这些学校的“整合”方式让被关停的民办学校投资人不满。

周玉珍老师一提这个事情就来气，学校上学期先后两次接到朝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的通知，“说是要正规化管理，问我们要学生家长的身份证号、电话号码、老师的电话号码，我们如实地报上去了，咱把社管所当靠山呢，还觉得挺美，有人管咱们啊！结果他们是用这个办法骗信息，挖学生、挖老师。”

杨勤叹一口气，非常无奈地摇头，学校办校10年，好不容易积累了四十多位有资质的老师，“一下子给他们挖去一半多，我们对走的老师也理解，太理解了，咱这不能办了，他们还要生存啊。”

他不相信这些个临时组合的整合校能比他们办了10年的学校更好，“你看这事可不可笑，有个只有几百人的打工子弟学校主任，跟我同姓，这回聘到安民学校当校长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年级组组长，聘去当主任了。这样的学校就敢跟家长说自己既合法，又师资雄厚。”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公正、透明、公开’的选拔机制，比得上就办，比不上就下，倒也痛快。像现在这样说办就办，说停就停，难以接受。”育英学校投资人、副校长何家鹏说。

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一直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她对现行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国家政策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是在整个过程里，没有公开、透明的程序让别人服气。什么时候拆、拆的理由是什么、学生怎么办，包括家长的知情权……这些后续问题如果解决好，可能争议就不会这么大。”

朝阳区7所被关停学校的联名申诉书则直指整合学校背后存有利益链，并指名道姓地指出分流安置校之一安民学校法人为朝阳区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的一位在职人员。

自 1993年北京出现第一家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八家私小以来，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大量涌入，打工子弟学校自1998年起呈现勃兴态势，其后每年以 15%的速度激增。2003年，北京市将第一张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办学许可证颁给了明圆学校。但直到今天，能够获得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仍只有六十余所。

没有办学许可的“黑学校”曾遭到多次清理，然而仍有大量社会资金不顾政策面的风雨莫测勇猛入市，北京大兴区西红门建新庄实验学校校长罗亮一语道破，“干这行，天天提心吊胆，但比打工能挣得多点儿。”

育英学校投资人何家鹏的座驾是一辆奔驰，他坦言去年学校纯利有20万。

罗亮2004年开始办校，头一年亏了3万多。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整顿关闭违规打工子弟学校，他投建的建新庄实验学校也榜上有名。

他从区、镇、市教委一路跑下来，砸出10万块钱，办下了楼房检测报告和卫生许可证，不仅学校得以保全，其他被取缔学校的一部分生源也流了进来，学生增加到了600人，学校也开始盈利。

此后，他追加200万投资，给学校配了一部车，有偿接送学生；建了两栋新房子，教室数量翻倍；换了一些新桌椅，校长办公室等地方还配上了电脑。

1200个学生，22个班级，36个老师，罗亮的学校在西红门镇的打工子弟学校里面，颇具规模。

当初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建校舍，罗亮曾经骑着自行车从三环到六环、再从六环到三环地找，磨坏了不下4双鞋。最终选定西红门镇，和村委会签了20年的土地租赁协议，当起了校长，开办了建新庄实验学校。

自打在河南信阳息县粮食局下岗之后，他就一直琢磨着到北京来创业。“我从小到大一心想干点大事业。”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教室小板凳上的罗亮，抖了抖烟灰，身体往后一仰，腰顿时都挺了起来。

1996年来京之后，他在前门的地下通道摆摊卖工艺品，周围住的除了大批打工的河南老乡之外，还有不少河北、安徽、四川、山东的打工者。孩子多，可以供他们上的打工子弟学校却没几个。

受到老乡易本耀的“鼓动”，罗亮开始琢磨这里头的市场——易是北京打工学校的筹办先驱，他在1994年创办的行知实验学校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的样本。

“祖国的未来”

一位前往育英学校办理转学证明的学生家长向我们出示了朝阳区教委社办所群发给他的短信，“这个短信我一直存着，就怕有什么闪失，孩子就上不了学了。”

他的两个儿子，大的今年上九年级，小的刚上一年级，按照区教委的“统一分流安置”，两个孩子新学期都要到姚家园学校上学，那里不通公交，离他们的租住地还很远。

学校建议“家长接送孩子”，“俺俩都是打工的，咋能早晚去接孩子？”

汪贻团和他的邻居们也在为接送孩子的事情发愁，他跟着小建筑队干装修，给许多北京人的厨卫贴过瓷砖，“一接到活儿就得走，天亮出门，天黑了回，有时赶工期，还住在工地上。”孩子妈妈给人做小时工，也是有活就得赶紧出门，“能上正规学校是好事，多少年都盼着呢，可是孩子上下学怎么办，这真让人为难了。”

采访中，不少家长为安置校过于偏僻担忧，一些安置校已经成为城郊土地开发的孤岛，家长担心一些社会的闲散人员对年幼的孩子“劫钱”、“收保护费”，下雨、下雪时，孩子们上学也很不方便。对此，有关部门给予回应，称会设置治安岗亭保障学生安全。

经济学家许小年则直指打工子弟学校关停背后存有“土地财政”的利益驱动，“城乡结合部是新圈地运动的重点，农民工又是弱势群体，阻力小。”

本刊记者所探访的7所被关停学校，几乎已全都被在建楼盘包围。

有受访校长指出，自2005年后打工子弟学校转正的大门越关越紧。而北京地价正是从这年岁末开始飙升，2005年三环以内新盘售价还在七八千块，到如今，五环以外也已均价两万有余。

卖西瓜的郭华一家这些年来一直被高房价驱赶，从南城新发地一步步迁到现住的海淀双清路附近。他原本打算带着一家老小在安置校附近租房，但“根本找不到几百块钱一个月的房子”。

在新希望实验学校采访时，我们去了附近几户学生家中，都是不到10平米的简易房，两张床占去大部分面积，大人孩子中间拉上一道帘子就算是对私密空间的简陋分割，很多家里，连这道徒具形式的帘子都没有。汪贻团告诉我们，他的房子一年趸交租金是4800元，“如果按月交，还要贵些。”

“交房租、水电，还有孩子上学，一家人吃饭，一个月剩不下钱，”郭华把两个女儿的入学通知书装进一个塑料袋里，把口扎上，算是慎重保管。

大女儿郭肖俊在巷子口喊他，“爸，快来，有人买西瓜。”

他把塑料袋往床头一放就出门，出去时也不带上门。不只他家，一排住户的门都开着，很多人家床上都没有被褥，有的连枕头都没有。

农业部农研中心吕绍青研究员带领的“流动儿童教育研究课题组”收集了大量的小学生作文，孩子们用笔记录下了外来人口在大城市的冷峻生活：

“我姑姑在北京，后来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难，后来就卖盒饭、卖水果、烙大饼。父母整完了他们的事，又为我的事操心，因为我在北京找不着学校，北京的学校学费太贵了，差不多得两三万。后来我们听人说有一个打工子弟小学，我们就到学校去跟校长说，校长不同意，我妈把我送到了老家上学。……过了一个学期，该上六年级了，我又来到了北京，到打工子弟学校跟校长说，后来校长说考试能考上就能念，最后我考上了就在这儿念书了。我妈妈和爸爸为我操了很多心，我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好好学习。”

……

“老家的生活条件不行，先是妈妈来了北京，后来觉得北京挣钱还可以，爸爸和哥哥都来了北京。在北京妈妈找了一份扫楼道的工作，爸爸在妈妈单位看车子，哥哥帮别人洗油烟机。后来妈妈和爸爸商量把我也接到北京，不上学了，因为家里的爷爷奶奶都去世了，亲戚都离得远，没法照顾我。在北京大约呆了半年的时间，妈妈听说在五棵松有个河南人办的学校，当这个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我简直高兴得差点叫起来，我听妈妈说可以去那里上学，我整晚上都兴奋得没睡着觉，我心想这太好了，我又可以重返校园了。”

……

我问汪曼，为什么可以留在北京上学了还要哭，她埋着头抽泣，不出声。骆军珍说，“她不想换学校，怕去了新学校，北京同学笑话她有口音。”

学者秦晖曾经著文，对这些“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未来担忧，担心今天的教育问题会演化为明日的社会问题，“移民第二代的价值系统、心理状态与社会角色肯定不同于上一代，而这些变化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加剧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也可能会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

北京东五环外，即便学校已经空空如也，何家鹏还没有失却守望之心，他非常了解这所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处境，很笃定地说，“一旦学校重新开起来，即便现在孩子们和老师们都走了，到时他们还都会回来。我有这个信心。”

眼下，他最大的任务是保住校舍。